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是什么?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是什么?

（一） 中国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得到了各国人民以及苏联和民主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帮助.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国家之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和进程,也发挥了自己的重要作用.忽略了任何一个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若干历史事件就得不到科学的解释. 如所周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不仅要灭亡中国本身,而且要以中国为主要基地,北犯苏联远东地区,南攻南亚和东南亚以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尽管日军在短期内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却被陷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速决战变成了长期消耗战.中国拖住了日本陆军近80%的主力,消耗了日本有限的军事资源和军费支出的大部分,还打乱了它对东亚和世界扩张的部署.所以,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就中国抗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和进程的具体影响来说,至少可以指出如下几个方面：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策和极端复杂的变化……完全取决于中日战争的情势”.中日战争不结束,日本不可能获得行动自由,这就必然影响日本同德意两轴心国之间的协调一致.尽管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德已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并附有共同对付苏联的秘密补充协定.但在1939年5月,德意准备发动对英法战争时,德国与日谈判,要求与日订立军事同盟,给予德意以军事援助,并以“接近苏联”相要挟.而日本的答复却是,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前,日本“无论在目前或在最近的将来,都不能给予两国在实际上有任何效果的军事援助”.1940年9月,虽然日德意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划分彼此在欧亚的统治范围,并规定三国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援助”.但由于日本泥足深陷在中国战场,它始终无力给予德国任何军事上的实际帮助.就是“日本的亲德派,甚至德国大使本人,也承认日本在解决中日战争和国内政治分歧以前,是不能参与欧洲战争的”. 2、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把苏联当作“绝对的敌人”,日本陆军甚至“企图在1937年6月9日对苏发动战争”.但当时任关东军———准备用以攻击苏联的陆军精锐———参谋长的东条英机认为：“如果以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情势……就应当首先给予南京政权以一击而除去我方背后的威胁.”在日本军阀看来,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也是为了完成陆军“北进”计划的一个步骤.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战,不但“背后的威胁”没有去除,而且战争开始后不久,日本就不得不抽调关东军一部分到关内作战.这就必然削弱了它侵犯苏联的兵力.中国抗战后第二年和第三年相继爆发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是日本对苏联的试探性的挑衅,但因为兵力同苏联的远东军差距太大,都以失败告终.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原莞尔招认：“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对华用兵故.……设日本一旦与中国议和,则日本即可威胁苏联,领导远东……”但由于中国坚持抗战,日本不但实现不了“威胁苏联”的迷梦,而且即便在德国已将攻苏计划向日本透露之后,日本为了本身的利益,还和苏联订立《日苏中立条约》.及至德苏战争爆发,德国曾多次要求日本自远东夹攻苏联,并尽力向西推进,以便在冬天到来之前德日会师.这正是日本实现其多年侵苏宿愿的大好机会.所以松冈外相力主对苏开战.可是,杉山参谋总长则认为日本“现在中国使用兵力很大,实际上办不到”.甚至在德军深入苏联国境,打到莫斯科近郊的时候,日本还是不敢乘机参加对苏作战.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侵华战争动用了关东军一大部分的结果,日军“在满洲亦仅能维持与远东红军为1：3的战力比率”；其次是由于“在日本所陷入的对华战争中,消耗了意外大量的军需物资”.日本想要趁火打劫,夹攻苏联,实在力不从心.苏联史学家茹科夫的话是不无道理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苏联远东军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他们在中国把日军的双手束缚住了.从而,中国人民给予苏联人民以很大的帮助.使苏联人民易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进行巨大的斗争.” 3、向南洋地区扩张,从缅甸一直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建立日本的政治经济的统治区,也是日本军阀的既定“国策”.它虽扬言“以和平手段扩张”,不过一有机会和需要,它决不会放弃对这个地区的武装侵略,而其前提条件是解决“中国事变”.虽然德日之间同床异梦,但在欧战爆发以后,德国仍然极力怂恿日本“南进”,从1939年9月到1940年初,它通过外长里宾特洛甫和访日特使史塔玛向日方游说,为其大规模进攻英法寻找同盟军.可是,他们从日方所得到的反应还是,“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日本访德特使寺内寿一大将的谈话）,日本的根本方针还是,以“处理‘中国事变’为政策的重心”,对欧战“采取不介入的方针”.所以,1940年夏天,英法在欧战中处境极其不利的时候,日本没有能够在东方起夹击英法、助纣为虐的作用.事后,丘吉尔曾经庆幸地说：“德国苟于1940年法国崩溃之后即试行进攻英伦三岛,日本苟于对英帝国及美国宣战,则吾人所受的巨祸及苦痛之深,殆不可设想矣.” 在1940年6月法国投降以后,英国继续对日让步,封锁滇缅公路.日本先实行所谓“和平南进”的政策,实际上占领了整个法属印度支那,征服了泰国,并向马来亚和菲律宾渗透,作为武力南进的准备.由于日美矛盾激烈,历时8个多月的日美秘密谈判归于失败,美国的“东方慕尼黑”政策破产,日本为了通过南进来解决“中国事变”,终于孤注一掷,不顾时机并不有利,冒险发动对珍珠港的偷袭,对英美同时开战.但日本这样把南进的时间推迟,已给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以扩大军备的余裕.这就是说,中国坚持抗战,也为西方盟军赢得了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时间. 即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因为日本陆军的主力还是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只把总计51个师中的11个师动用到西南太平洋,协同海军作战（作战部队不到25万人,连同后勤部队大概共有40万人）,而把13个师留在“满洲”,22个师留在中国,比起当时的英美荷的驻军约计30万人稍多一些,在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看来,日本“只占这样一些优势,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似乎是一场大胆的赌博”.当时日本海军给太平洋战争初期的速胜冲昏了头脑,曾经提议西攻锡兰,东攻澳大利亚,但日本陆军因为主力深陷中国,心余力拙,不得不否决了海军的建议,日军始终未能占领上述两地,这就为盟军的反攻保留了两个重要基地. 1943年到1944年,在缅甸的反攻战中,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驻印度远征军打垮了日本陆军几个精锐师团,使英军在缅甸中、南部的反攻有了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我解放区战场也广泛地发动了反攻,动摇了日本在华的“根本”———华北占领区,把数十万日军牢牢地钉在中国大地上,动弹不得,其结果是：不仅“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毫无结果,而且带来了华北占领区统治的瓦解.这样,中国人民抗战末期的敌后战场的战斗,也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反攻. 由于中国长期抗战给日本的沉重打击,它心有余而力不足,始终不敢大举进犯西伯利亚,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也终归失败,遭到灭顶之灾.我们记得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周,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电报曾担心“中国的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险”.到了1942年春天,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世界风云就要大大变色,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就要改观了. （二） 总的来说,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过了一个漫长而特殊的战斗历程,中国以弱兵抗强敌,鏖战8年,中国不但没有被灭亡,而且在艰苦战斗中,消耗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和军事资源,顶住了敌人陆军的主力,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盟军,终于取得了最后的共同胜利.在大战中,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可是,在国际上,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是没有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的. 所以如此,寻究起来,除了同某些政治成见、偏见有关之外,还有如下原因： 1、西方一般不大了解地广人众而经济、军事都落后的中国以弱抗强的战争的特点———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特殊的作战形式,而仍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的传统正规战、阵地战的老眼光来看待中日战争. 2、蒋介石政府自1939年以后,基本上消极抗战以及避战,它的军队败北、退却和投降的时候多,台儿庄战役以后,在国民党战场上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从而失去了我国大片领土,而“海外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就是中国”,把蒋介石抗战不力、“打得很糟”一笔不光彩的账,记在全体“中国人”的头上. 3、在解放区战场和敌后坚持战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实际上是“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延安一直到抗战胜利前夕都缺乏向国外广播消息的电台,又遭受国民党政府的严密新闻封锁,国外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情况.虽然有一些外国进步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或其他国际朋友,冲破封锁,报道过解放区战场的真相,起过不容低估的作用（特别是对美国读者）,但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中,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著作是被人“另眼相看”的、销路不广,他们本人甚至因此受到迫害（例如斯诺、史沫特莱和史迪威将军手下的谢伟思、戴维斯等）.所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大作用在国际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并不奇怪. 这种情况,直到新近还没有根本改变,因此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深入地进行研究,如实地系统地撰写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首先有待于我国历史工作者的努力.特别联想到参加“二战”的主要国家（如苏、美、英、德、日等国）关于二战史和本国的战史的著作和出版,已经“汗牛充栋”,而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有巨大贡献的我国,在这方面却特别落后,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点,这既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相称,并且也对不起在抗战中牺牲的军民和后代子孙.无论是为了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制止新的大战的爆发,或是为了向没有亲身熬受过长期抗战的艰险灾难岁月的中青年一代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加强抗日战争史以至二战史的研究和出版工作,都是当务之急.这个任务具有十分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岂止是仅仅为了端正在这方面的国际视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