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洞的背景也加上.

莲花洞的背景也加上.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袁中道二哥.袁宏道与其兄袁中道、弟袁宗道合称为“公安三袁”.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
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莲花洞：在杭州西湖南山,净慈寺旁.
莲花洞·（明）袁宏道 莲花洞之前为居然亭[1],亭轩豁可望[2].每一登览,则湖光献碧,须眉形影如落镜中.六桥杨柳[3],一路牵风引浪[4],萧疏可爱[5].晴雨烟月[6],风景互异,净慈之绝胜处也[7].洞石玲珑若生,巧逾雕镂[8].余尝谓吴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肤[8],中空四达,愈搜愈出[10].近若宋氏园亭,皆搜得者,又紫阳宫石,为孙内使搜出者甚多[11].噫!安得五丁神将挽钱塘江水[12],将尘泥洗尽,山骨尽出,其奇奥当何如哉!
注释：[1]莲花洞：在杭州西湖南山,净慈寺旁.[2]轩豁可望：是说居然亭开畅,可以远眺.[3]六桥：在西湖内西侧有苏堤,为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所修筑,堤上有六座桥相连.[4]牵风引浪：本是风吹杨柳,投影湖中,摇曳多姿,而此处反说是杨柳牵风引浪.[5]萧疏：错落有致.[6]晴雨烟月：晴郎的月夜和烟雨迷茫的时候.[7]净慈：净慈寺,始建于后周显德元年（954）,是西湖最负盛名的古迹之一.绝圣：最佳.[8]巧逾雕镂：比精工雕刻还要巧妙.[9]吴山：山名,在西湖东南侧.南屏是其支脉.石骨土肤：仅表皮为土层,下面是中空的石头.似太湖石,可以装饰园林.[10]愈搜愈出：中空的洞石越发掘就发现越多.[11]孙内史：指明代司礼太监孙隆.[12]五丁神将：即五丁大力神.钱塘江：经吴山南麓.
本篇选自《西湖记述》一书.这是一则清新的写景文字,笔调明快流畅,不露雕饰之痕.作者无论写亭、写湖、写柳、写石,都只稍稍只笔,就各显特色.他写景不作精细镂刻,力求用写意的笔法,并且把自己的感情融汇进去；不袭用前人旧句,处处着意创新,因而对自然美常有独特的抒写.“湖光献碧,须眉形影如落镜中”,一“献”一“落”,将湖光和须眉都赋予人的动作,生动新颖,作者欣喜之情与景物相生而出；“六桥杨柳,一路牵风引浪”,赋予了柳条以活泼的动态和人化的情意,不落俗套,秀丽动人.文末的几句议论富于感情,寄托着作者对美好事物着意追求的情思.

袁宏道（1568--1610） 明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 。万历进士，官吏部郎中。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为公安派创始者，文学成就居三袁中之首。其思想受李贽影响较深，重视小说戏曲和民歌在文学中地位。诗文不满前后七子摹拟复古主张，强调抒写“性灵”，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儒家思想束缚。作品真率自然，内容多写闲情逸致，部分篇章反映人间疾苦，对当时政治现实有所批判。所著有《袁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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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1568--1610） 明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 。万历进士，官吏部郎中。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为公安派创始者，文学成就居三袁中之首。其思想受李贽影响较深，重视小说戏曲和民歌在文学中地位。诗文不满前后七子摹拟复古主张，强调抒写“性灵”，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儒家思想束缚。作品真率自然，内容多写闲情逸致，部分篇章反映人间疾苦，对当时政治现实有所批判。所著有《袁中郎全集》。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人。生性直爽，喜游山水。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中举。翌年考进士落第，回乡与因公归里的胞兄宗道朝夕切磋学问。万历二十年中进士。万历二十三年出任吴县县令，不到两年，"一县大治"，"吴民大悦"。但他厌恶官场陋习，曾七次上书辞职。宰相申时行赞叹"二百年来，无此令矣!"获准离任后，遍游东南名胜，写下《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名篇。万历二十六年(1598)，再次入京，先后任京兆校官、礼部仪制司主事。又作《满井游记》、《徐文长传》等名篇。胞兄袁宗道辞世，他悲痛不已，告假归里建"柳浪馆"，栽花种柳、吟诗著文、参禅悟道、闲游山水达6年之久。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入京任礼部仪曹主事，两年后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致力整顿吏治。著名的《摘发巨奸疏》就作于这时。万历三十七年，被派往陕西任主考官，次年春天获假南归，同年九月初六因病去世。其文学主张的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文学要表现个性，道出真情，"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随着时代前进，文学应不断创新。传世的有诗歌1700多首，游记、书札、序跋、碑记、传状、日记、杂文等近600篇。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记，清新秀俊，自成一家。后人将其全部诗文编为《袁中郎全集》行世，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宏道集笺校》本。
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
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
文学观点上主张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
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
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中进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
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一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
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
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
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留后世《袁宏道文集》。与他的兄弟并称“公安三袁”。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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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人。生性直爽，喜游山水。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中举。翌年考进士落第，回乡与因公归里的胞兄宗道朝夕切磋学问。万历二十年中进士。万历二十三年出任吴县县令，不到两年，"一县大治"，"吴民大悦"。但他厌恶官场陋习，曾七次上书辞职。宰相申时行赞叹"二百年来，无此令矣!"获准离任后，遍游东南名胜，写下《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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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人。生性直爽，喜游山水。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中举。翌年考进士落第，回乡与因公归里的胞兄宗道朝夕切磋学问。万历二十年中进士。万历二十三年出任吴县县令，不到两年，"一县大治"，"吴民大悦"。但他厌恶官场陋习，曾七次上书辞职。宰相申时行赞叹"二百年来，无此令矣!"获准离任后，遍游东南名胜，写下《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名篇。万历二十六年(1598)，再次入京，先后任京兆校官、礼部仪制司主事。又作《满井游记》、《徐文长传》等名篇。胞兄袁宗道辞世，他悲痛不已，告假归里建"柳浪馆"，栽花种柳、吟诗著文、参禅悟道、闲游山水达6年之久。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入京任礼部仪曹主事，两年后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致力整顿吏治。著名的《摘发巨奸疏》就作于这时。万历三十七年，被派往陕西任主考官，次年春天获假南归，同年九月初六因病去世。其文学主张的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文学要表现个性，道出真情，"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随着时代前进，文学应不断创新。传世的有诗歌1700多首，游记、书札、序跋、碑记、传状、日记、杂文等近600篇。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记，清新秀俊，自成一家。后人将其全部诗文编为《袁中郎全集》行世，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宏道集笺校》本。 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领袖
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领袖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
公安派”领袖——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在明代后期，文坛沉寂之际，突兀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派别，给文坛带来了生机，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公安”派。这个文学派以提倡“性灵”著称，其领袖是出生于今荆州市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史称“公安三袁”。他们都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继唐宋古文运动之后，又树起了一面文学革新运动的旗帜。他们的成就不仅是文学成果，也是思想成果，对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乃至五四文化运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公安“三袁”，先祖居圻州，后移居荆州公安县长安里。袁宗道(1560年--1600年)，字伯修，明万历十四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春坊右庶子等职；袁宏道(1568--1610年)，字中郎，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历任吴县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等职；袁中道(1570年--1626年)，字小修，万历年四十四年中进士，历任徽州教授、南京吏部郎中等职。三人为同胞兄弟，时称“三袁”，同为著名的文学革新派--“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成就最大，名声最著。
明代自弘治到万历中期，前后“七子”相继统治文坛打百年之久，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摹拟剽窃。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文人学者，都曾不满“七子”派的文学主张和做法，但反对力度不够，正当后“七子”首领王(世贞)、李(攀友)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非之。宗道在馆(翰林院)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万历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宏道在吴县县令任内，荟集江南进步文人学士，吟诗、撰文，抨击“七子”，首先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这就是“公安派”的旗帜。后来，又由“三袁”兄弟发起，在北京城西崇国寺组织“蒲桃社”，继续进行反复古运动。“中郎之论出，王(世贞)、李(攀友)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道在他两个哥哥去世后， 继续举起“公安派”的旗帜，总结了推倒“七子”统治文坛的成绩。对某些末流之弊，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和纠正。“三袁”的文学主张及其清新流畅的作品，对当时文坛及后代文学的发展起了进步作用。特别是宏道的山水游记，清俊秀丽，自成一家。晚期散文家张岱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子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寓山注跋》)。
“三袁”不仅文名卓著，为官也清正廉洁。宗道以右庶子任东宫讲官时，“省交游，简应酬”，办事“鸡鸣而入，寒暑不辍”，致积劳成疾。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宏道任吴县县令时，在任仅二年，就使“一县大治”，“吴民大悦”。辞去县令后，“为人贷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费用。宰相申时行赞叹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在吏部任职时，大胆革除弊政，惩治污吏，震动很大。中道也和他两个哥哥一样，为官到头，只落得两袖清风。
在袁氏三兄弟中，对“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形成，各自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反复的理论斗争中，三袁组成了一个有序的梯队。最先反对复古的先锋当数袁宗道。正如文学评论价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品》中所说：“公安一派”实自伯修（袁宗道字）发之。”袁宗道很早就推崇白居易和苏轼，他把自己的书斋就命名为“白苏”，其义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语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
在袁宗道向复古主义的文学主张发起冲锋之后，袁宏道继之开展了全面的进攻，并完善了“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他指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法不相沿”，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崇古卑今的口号，而强调“各极其变”。他还提出具体的文学主张，认为反对摹古的武器之一就是要讲究文学作品的真挚情感，即一切作品都要“从真情实境中流出”；另一个武器就是强调独创，在同代诗人中，袁宏道鄙视前后七子，推崇徐渭，其原因就是诗能够“尽翻窠臼，自出手眼”，也就是他在《与张幼于书》中所说的“见从己出”。
继承并完成“公安派”学说的是袁中道。在三袁中，他的寿年最长，因此他得以巩固两位兄长的理论成果，并在各方面都有新的创见。他还被认为是“下启竟陵派的一人”。
在中国文学史上，像三袁这样的一母所生三兄弟能同时期跃登大雅之林，又在哲学思想、政治倾向、文学观点、创作风格，以及性情、气质方面高度的和谐一致，并且能够互相配合实现文学革新的目标，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但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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