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与唐雎不辱使命的矛盾《秦始皇》中描述荆轲刺秦王时（时燕未灭）,特别提到群臣均不得带武器上殿,所以,当危急时,御医用药袋投掷荆轲；并且荆轲也没有公开带武器,而是将匕

荆轲刺秦王与唐雎不辱使命的矛盾
《秦始皇》中描述荆轲刺秦王时（时燕未灭）,特别提到群臣均不得带武器上殿,所以,当危急时,御医用药袋投掷荆轲；并且荆轲也没有公开带武器,而是将匕首藏在督亢地图中,可见武器是不能带上秦庭的.然而在安陵君派唐雎出使秦国时,描述唐雎讲完“布衣之怒”后,拔剑要挟秦王,迫使秦王让步.请问他的剑是怎样带上殿的.

唐雎的剑】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位至今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他便是战国末年的弱国臣子唐雎,他的凛然正气千百年来仍然令人震撼.
　　不久前,我带领学生学习《唐雎不辱使命》一文,重温那一豪壮的场面.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提出了一个颇有深度的问题：唐雎之所以能使安陵国避过一劫,缘于他的拼死一搏.可唐雎的剑是从哪里来的?
　　文章对此没有任何交代.
　　唐雎是否带剑而入呢?根据当时的法律,使臣上殿禁止携带武器,因此还演绎了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荆轲刺秦王把匕首藏在地图当中,专诸刺王僚更是巧妙,把匕首藏在鱼肚子里.唐雎长长的剑自是匿之不住.难道是秦王狂傲到了极点,任由使者携剑以示气度?这种侥幸之说恐怕难以站住脚.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25—公元前221年间,秦王早已有过前车之鉴：蔺相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史记·刺客列传》）.虽然说堂堂秦王,蛮横骄纵,但绝对不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断不会有如此举动.
　　那唐雎“挺剑而起”时该不会是使秦王之剑吧?秦法虽然规定“群臣、使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但秦王本人不在此列.秦王倒是有剑的,可诸位不要忘了,唐雎前来乃是“秦王不悦”之后,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亡国危机的.秦王会把一区区小国使者放在眼里吗?即便接见,也只能殿下侍候.因而,唐雎根本没有接近秦王之机会,拔出秦王之剑无异于痴人说梦.
　　既然如此,唐雎的剑到底从何而来呢?
　　该文出自《战国策》,我们先来看一看《战国策》吧.它是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古书,主要记录战国时代以纵横家为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外交辞令和政治主张,同时也有一些历史事实.其中历史记载有的是民间传说,有的引寓言故事.评论家吴小如在《古文精读举隅》中谈到,《战国策》并非全部实录.蔡守湘于《先秦文学史》中所持也是“记言记事具有艺术虚构”之论.马积高、黄钧在其《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则明示,《战国策》是史家之笔兼策士之辞,“为了耸人听闻,游士的言词有夸张渲染和虚构的特点”.《战国策·魏策四》之《秦王使人谓安陵君》（课文节选于此）是一篇游士说客的文字,唐雎也作唐且.秦王称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则称布衣之怒为“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秦王只好“长跪而谢”.《战国策》就是用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敷张扬厉的语言,来突出唐且作为布衣之士的英雄气概——这类夸张和近乎虚构的笔墨,使文章自身失去了信史的作用,增加了历史散文的文学色彩.
　　朱东润先生认为：唐雎胁迫秦王之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史料记录（《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历史上的安陵国是一个方圆五十里的附庸小国,正史对它的灭亡几乎没有记载.《资治通鉴·秦记二》则说,“二十二年,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臣受地于魏之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王义而许之.”安陵国能够暂存与唐雎似乎没什么关系.《战国策·魏策四》之《秦魏为与国》记曰：“齐、楚约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余,谓魏王曰：‘劳臣请出西说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诺.’遂约车而遣之.”而同样节选自《战国策·魏策四》之《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的《唐雎不辱使命》中的唐且不但年轻了,还神功盖世,能够与年富力强的秦王相抗衡,把秦王吓得跪地求饶.两者前后矛盾,必有一记载有虚构成分.而《史记》中干脆没有唐且这个人.正如古文学家游国恩所说,“《战国策》最长于说事,但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唐雎劫秦王极有可能是文学作品的艺术夸张,也可能是子虚乌有.
　　如此说来,故事似乎没有流传下来的理由.黄岳洲、茅宗祥在《中华文学鉴赏宝库》中告诉我们,文章内容未必尽合历史事实,但所表达的思想有积极意义.作为小国之臣,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折服秦王,不辱使命,唐雎堪称一个临危不惧、机智果敢的伏虎英雄.他从“道义”上暗刺了秦王的不义,是一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这种无畏品格为时人和后人所赞赏.同时,唐雎的“不易”显示了安陵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守”住的是正义,是尊严.秦人企图用欺骗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料却为他人所屈,又平衡了许多亡国者和将亡者的心.故事本身的真实与否倒是次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