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

为什么说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

书春秋大义,让人不敢乱来
孔子“春秋大义”里所标榜的,是以“兴灭国、继绝世”为宗旨.
1.："《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
以上的论述只是关于《春秋》的皮毛叙述而已,殊不知,《春秋》正因为简短,所以用词颇费斟酌.很"艺术"地体现了微言大义,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是孔门治学的圣经.子夏乃治《春秋》的高手,然而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春秋文字的精练.另外,《春秋》简朴的文字背后深藏着艰深的隐痛和博大的胸次.庸常之人难以窥见.《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新〗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为何后世知在焉,罪亦在焉者?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然而到了西周末年,奠基着华夏先民信仰人心的巨大基石：礼乐制度已经倾圮.所谓"礼崩乐坏"是也.利欲熏心的权势者深信赋予其权力的乃是其心中不可遏制的权力意志.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亡国的惨祸一再地发生,前事预言着后事,遗憾的是醉生梦死的"乱臣贼子"们永远在重蹈着前驱的覆辙.不修《春秋》依周史旧例必定同时记录当时的祥瑞和灾异,而《春秋》除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外只有灾异的记录.盖因真正授予"国命"的乃是生生不息的"仁".在其眼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有的只是灾异,这"灾异"正是它向世人发出的谴告.
当时年迈的孔子与其弟子驾着车乘奔走列国,栖栖惶惶、席不暇暖,为灾难深重的人类探寻新的道路——"人"终于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凭籍其自作主宰的意志把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永远为后人所铭记的伟大的时刻,文明的历史由此开始了新的纪元.然而,从前四九七年去鲁至前四八四年归国,孔子携其弟子在外奔波十三年,"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当时的世界正醉心于疯狂的权力斗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倾听一位"不识时务"的老人的理想和志向——他的伟大也正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还不足以理解他的伟大.而他所能报答主宰的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愤工作,为其发起的儒学运动撰写了一篇纲领性文件,此即儒家之"经王"——《春秋》.在这部书中,为人类的福祉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孔子为他所眷恋的世界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孔子在一生的政治活动失败之后为后世的政治家写的一本布道的书,其中蕴涵中国道统的精义——只有当思想家成为政治家的导师,学术凌驾政治成为第一权力中心的时候,人类才能克服深深植根于下腹部的弱点,进而从主宰那里争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
在孔子编订的六艺之中,《诗》、《书》、《礼》、《乐》属于殷周文明之旧典,《大易》、《春秋》则代表了"仁"与理性时代的"人"订立的新约.《易》原为备于王宫的三代卜巫之书,由孔子之《易传》而获得全新的内涵,形成与《春秋》外王之学相配套的内圣工夫.与《易》教相应的《春秋》教最重"华夷之辩"."华夷之辨"不在种族血统而在文化理想之有无——自觉地恪守崇高的理想并以之为向导努力超脱自然法则的国家或民族为"中国"；反之,放纵本能、唯利是逐,将其命运拱手交给"上帝之手"的国家或民族为"夷狄".一个人要先立乎其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要先立乎其大——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因其立志要成为"中国".它永远将崇高的文化理想视为指导国家行为的南针,高尚其志,逐步带动尚未开化的"夷狄"走上"仁"所指引的道路——所谓"齐一变至鲁,鲁一变至道."
2.引用 ：
秋大义与春秋笔法
[丁点点] 于 2005-08-05 10:59:06上贴
春秋大义与春秋笔法
点睛
子贡问于孔子曰：“晋文公实召天子而使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阳,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亦书其率诸侯事天子而已.”（《孔子家语、子贡问》）
这就是中国史学的春秋大义所在.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们惧什么?还不是这中国文化精髓之“如椽史笔”吗?现在为什么不惧了?就是因为人们不顾春秋大义了.那些人从来不学习西方文化的精髓的,只从西方文化垃圾堆中学到了“弱肉强食”、“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等名言警句,并将这些融会贯通,落实在行动上了.
蒋庆先生说：史学是儒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传统是效法孔子作《春秋》而建立.由于中国史学出于儒学（经学）,中国的史学就不只是记载历史事实,而是在记载历史事实中通过褒贬进退的史书笔法来对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是非善恶的评判与成败得失的记录,从而将事实评判与道德评判综合起来,对历史进行事实评判与道德评判,为后世的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提供事实上与道德上的经验教训.这就是陈寅恪总结的中国史学的精神是“明史实,供借鉴”,而不只是所谓发现历史的真实.（蒋庆《以中国解释中国》）
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国史学的精神所在.
春秋大义是什么?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史学观.就是对历史不但要有其真实存在的记录,还应该在记录过程中带有道德的评判.现代中国的史学观是这样的吗?都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评判人类社会,唯力是视,唯利是图,根本是无“理”可言!把天理良心丢在一边,说什么近代中国挨打是“落后”的缘故.作为历史学家的文化人,也操一口“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流氓腔.“落后”,真不知“衣服皆古制”的桃花源社会是怎样的“落后”法,他们凭什么就要挨别人的打；一定要“明星”穿什么衣服,大家也跟着怎么打扮；汤姆大叔啍什么调,大家就跟着唱什么歌,才是“先进”么?再说,如果“落后就要挨打”,还有“天理”的话,或者说还有“理性”的话,那么按这“理性”推而广之：贫穷就是该死.中国的那么多贫穷人口,都将失去了生存权（非洲的?管得了那么多?）.这与你们“理性”地提倡的“人权”,形成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那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的民族的文化殖民主义论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可以休矣!而那些一口一句骂别人是什么奴才的,对外族的文化殖民者强加给自己的强盗逻辑却甘之如饴；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心奴”!
社会就是一种文化状态,有什么先进与落后之别?社会只有公平公正与否、和谐与否之别.而中国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评判历史的立足点,弘扬春秋精神,任何振兴中国文化的努力都是空头的.
何谓实与文不与?
“实与文不与”是说《春秋》对某些事情,认为它从大义上讲是错误的,从理想来讲是错误的,并不认可这样做；但是在某些现实的条件下,这样做起了正面的作用,所以《春秋》在实际上,仍然承认这样做的正面意义,对其表示肯定,但在行文中并不予以鼓励.
如前文中提到,晋文公实际上凭自己的武力,“召”周天子到河阳相会,但孔夫子在写《春秋》时,偏写“周天子到河阳巡狩,晋文公率诸侯朝见周天子.”承认了历史的存在,是“实与”,在写历史过程中,以理想的笔法写入,以劝勉后人,就是“文不与”.这就是所谓有“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的实质,是“尚德不尚力”.既承认事功,而又提倡理想的道德.以“天理”来评判“势力”,使社会不至于沦为弱肉强食的境地.就是说,在你握有枪杆子具有实力时,我尊重你的实力,但并不曲从于你,为你唱赞歌；而要用“天理”（即理想的道德）来评判你.从而使社会人心“向善去恶”.
这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竞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社会的存在,但不是社会所应该提倡的.以春秋笔法,既承认它们的存在,但又不作鼓励,甚至鼓励它的相反面：合作、对话、协商、共赢,这才是社会文化的正确导向.
了解了“春秋大义”和“春秋笔法”,我们因此也发现,“文化”不仅是学者们案头研究的“化石”,而且也是社会改良的工具.作为舆论、习俗、历史的文化,就是肩负着引导人们向善去恶之重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