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七绝有哪些艺术特点,每类各举几例说明.

唐人七绝有哪些艺术特点,每类各举几例说明.

李商隐不仅是晚唐最值得重视的一位诗人,也是唐诗形式发展更新的一个新典范.他的七律七绝的艺术功力几乎可以说做到了唐诗的顶峰,所谓“唐人无出其右者”.（注：清人对李商隐诗特别是七律七绝评价甚高.叶矫然称“李商隐为晚唐第一人”（《龙性堂诗话初集》）；田雯《古欢堂杂著》卷二称,李商隐七律七绝“唐人无出其右者”,“为唐人之冠”；叶燮《原诗》称：“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当然倘有人抬出杜甫来,主流的批评界也会折衷或让道,如薛雪说：“前有少陵,后有玉溪,更无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唯此二公而已”（《一瓢诗话》）.宋人如王安石也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蔡宽夫诗话》）.前面说过,中唐的人其实都已感觉到诗歌在语言、音节、句调、意象上已接近纯熟的境地,艺术的开拓似已到了尽头,李商隐正是在李杜韩的强烈压迫下,试着开出一条审美形式的险径的——韩愈是他的榜样,也是他努力超越的最后一个前辈权威.他的手段简单一句话就是在七律七绝中创造一种语意朦胧的、唯美的意象结构,在形式与内容上双双造成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应.正是凭了这一点,在唐诗史上耸起最后一块巨碑.李商隐研究是唐诗学中的一门显学,队伍阔大,名家如云,成果丰饶.笔者门外听“锦瑟”,卑之无甚高见,只是简略地提几条：一,李商隐的评价问题；二,李商隐的政治、咏史诗；三,李商隐的无题诗.
称美李商隐诗的人固然很多,但贬斥的人似乎也不少.从唐末李涪诋李为“帷房淫秽”之无行文人,谓其“无一语经国,无纤意奖”,到清代黄子云《野鸿诗的》斥之为“三百篇罪人”.这些批评大抵直指其香奁绮靡、男女艳情的诗面,所谓“乖大体”、“伤名教”.明人王世贞《全唐诗说》直斥为“义山浪子,薄有才藻”,鄙夷之意,溢于言表.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拒不收李之“无题”诗,大抵也意在排斥他的“艳情”.明末与清末诗坛均出现过一阵学李商隐体的小小浪潮,他的评价也时起时落,贬褒不一.最近的50年唐诗研究界也呈现过褒贬交替的有趣现象,五六十年代出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格局与批评标准,对李的评价相对偏低,北大55级的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几乎是全盘否定了李商隐,称他为“反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诗是“对新乐府运动的一种反动”.主流学术界中一些认识到李诗好处的人也只能婉转地说：“当然李义山也不是完全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的,如果我们将他放在一个恰当的地位,实事求是评价他的……”如何如何（见《论李义山及其诗》,《文学遗产》1958年218期）.但到70年代前期, 李商隐因为他的诗透露出尊法反儒的思想倾向而大受抬举,被称为“进步诗人”,称他的作品是一种“诗歌化了的法家政治”,又说他的无题诗“揭露了复辟派”.（注：见童新《李商隐的无题诗和晚唐的儒法斗争》等文章,刊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1期、《吉林师大学报》1976年2期等刊物.）梁效的《论李商隐的〈无题〉诗》（1975年2期《历史研究》）还大谈牛李二党之争（即儒法二家斗争）中李的“孤愤”情绪.新时期以来政治上研究李商隐仍不乏其人,且大多结合他的大量政治讽喻味十足的咏史诗来谈,形成一个热点.
我们知道,李商隐有许多不加掩饰的政治诗：《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等,都闪现出犀利的政治锋芒,他的《陈后宫》、《吴宫》、《南朝》、《过景陵》等,诗面蕴藉即充满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哭虔州杨侍郎虞卿》亦为特定的身世感慨而发.《哭刘＠(12)》、《哭刘司户》、《人欲》、《汉南书事》等几首,特别是《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更是明目张胆地批评时政,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他的咏史诗多有浓重的政治讽喻意味,如《贾生》、《咏史》、《汉宫》、《茂陵》、《隋宫》、《北齐二首》、《龙池》、《华清宫》、《富平少侯》、《齐宫词》、《马嵬》等一批著名的诗篇,以古鉴今,感慨时世,都跳动着诗人一颗评判政治的炙热的心.他的有一些诗即使不落在政治历史的题旨里,诗面显现出来的风格气象依然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政治历史气息.故大政治家王安石最赏爱李商隐的胸襟气概,称美他诸如“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等诗句里洋溢出的生命感慨与政治理想.为李义山诗注作序时朱鹤龄也称道他忧时忧国,寄托遥深,所谓“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所谓“可与曲江老人相视而笑”.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也说李的政治诗、历史诗“纡曲其指,诞漫其词,此风人《小雅》之遗,推源其志意,可以鼓吹少陵”.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李诗之被肯定、被称颂、被看重在其用曲语代替显言,用漫词代替庄语,抒发政治感慨,寄托政治批评.他的大量“无题”诗因此也被套上香草美人的传统,归入了政治感遇的寄托甚至君臣大义的唱叹里去了.他笔下那许多瑶台宇、歌筵舞榭,那许多翡翠芙蓉、舞鸾睡鸭,那许多桂魄梅桩、萼绿杜兰、庄生蝴蝶、望帝杜鹃都成了政治隐语,抒发政治忠愤之志,寄寓宦海沉沦之迹,朱鹤龄、冯浩注义山诗、今人叶葱奇的“疏解”大抵走的这条道.——固然李商隐身处政治漩涡,风波险恶,“时世”令他不敢直言.但我们读了他前面这许多政治诗、咏史诗,或直抒感慨,或借古讽今,语词也很偏激,指意也很凶戾,似乎也未曾见有触忤文禁.他的人生蹭蹬,仕途坎Б,大多是渊源于牛李两党夹缝求生的尴尬,即是说不是因为政治感慨的文词（诗文）,而是人际关系的险峻.牛党骂他的是“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指意多在人格气节的抨击.他那些委婉曲折、寄意遥深的“无题”诗,倘真是关乎政治,即便是朋党嫌疑的躲闪或是对令狐
个人的怨怼,实在没有必要隐藏得那么晦涩,那么深僻,出之于妖淫靡漫,归之于哀顽凄艳.由此我总疑心,他的“无题”诗多数是无关乎政治的,顶多不过是关涉到人生的畸零失意或者夹杂有仕途艰厄的尴尬难言,心情危苦,再加上人格上的一点孤愤而已.他的一首《写意》（“燕雁迢迢隔上林”）迹近“无题”,便是这种意境的典型,特别是“日向花边留晚照,云从城上结层阴”两句,一种世途哀怨之情、婉约凄恻之思悲冷袭人.所谓有“寄托”也大抵落在这一层面——他的大量“无题”诗深曲隐晦,深情绵邈,或者说意绪深藏,一个“深”字显然不在香草美人的政治题旨上.